昨日晚上，大姐告诉我，王建峰去世了。心里一惊，他才60岁刚出头。前几天刚听说有病，仅仅几天时间就去世了。真是让人一声叹息。半夜醒来，再无睡意，王老师的身影总是在脑海浮现。王建峰是我的小学老师。从三年级到小学毕业，一直担任班主任。他是“大学漏子”，高考考了很多年，最终没考上，便回村里教书。刚教书的王建峰，青色的连帮胡子，高高挑挑的个子，小眼睛里泛着光，冷冷地浅笑。总之与村里人的农民气质完全不同。有次他被我们甩着鼻涕埋了巴汰的疯闹惹激了，青色的脸变成紫色，大声地批评我们，“出没于——大街小巷，何谈于——理想”那时我们都笑了，第一次听到如此抑扬顿挫、之乎者也的批评。从此，这句话便成了班里的流行语，不管是谁扮着鬼脸一说，便会引起全班的哄堂大笑。回家后，告诉家长，家长也都禁不住笑。那时的王建峰还没有对象，显然村子里的姑娘都不行了，主观上他看不上，客观上也没有岁数那么相当的了。他是“大学漏子”，似乎错过了村里人娶媳妇的花季。王老师经常会到我家串门。每次来，父亲和母亲都热情地把王老师让进屋，毕恭毕敬地倒茶。在父母眼里，他不是村里人，他是文化人，是先生。如果有时间，还会留下来吃饭喝酒，一盘花生米，一盘土豆丝，父亲和王老师便能唠上半宿。对于老师到来，我既兴奋又紧张，不敢进屋，就在外屋和门后，听他们扯东扯西地聊，全是国家大事，没有切近的过日子的话。听得很新奇，原来外面的世界很精彩。有一次王老师来我家，正赶上立春日，母亲便拿出一块青萝卜切成小片，大家一人一片，津津有味的咀嚼，是为“咬春”。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，每个人似乎依然快乐。小学毕业后，我便到了三合乡念初中。大约是初二吧，王建峰老师居然也转到了三合乡中学工作，记得是教授地理或自然学科。见面很是惊喜，我到他的办公室看他，办公室有五六个人，白天一起工作，到了晚上，王老师就住在这间教研室，一张单人床，自己烧炉子。从此放学后我便经常跑到他办公室，他备他的课，我做我的作业。有天晚上他要出去办事，大概是出去吃饭吧，很晚没有回来。我做完作业就躺在他床上，不知道啥时候就睡着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发现睡在王老师的床上。王老师一边叠着被子一边说，“看你睡着了，也没招呼你，我就搭个边儿”。大约不到两年的时间，我初中还没毕业，王老师就离开学校了。具体什么时候走的、什么原因、到哪里去了都不知道，也没有什么联系方式。那时我家已经搬到一个叫“窝棚”的地方，几乎不回林齐岛屯里了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王老师也没回屯里。等到我上中专后，我家又搬回到林齐岛。有一次我放假在家，王老师居然来我家了。这次，他是来抓猪的。他和一个陌生人，熟练地把我家的猪按倒，然后捆上绳子抬到车上，急忙就离开了。看着王老师风风火火的背景，我一时还回不过神来。记忆里那个张嘴之乎者也的老师，怎么也难以与眼前这个“猪贩子”重合起来。从此便失去了联系。有时可以听到些零零碎碎的消息，比如他在大连他弟弟那里生活，他结婚了，等等。但都是碎片。再后来有了电话、
